一、在美國，買抗生素比買槍難
既不需要生病，更不需要獸醫的處方，只是出于促進動物生長的考慮，農場主就可以買到抗生素，混入飼料和水中。
根據一組被廣為引用的數據，在美國，將近80%的抗生素被用于動物養殖。用于養殖業的抗生素的數量是用于人類醫療的4倍。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決心改變這種情況：2013年12月11日出臺了一份指導性的文件，限制抗生素在養殖業的濫用，尤其是禁止抗生素作為飼料添加劑刺激動物生長。
二、定時炸彈
作為20世紀最偉大的發現之一，抗生素幫助人類戰勝了曾經無堅不摧的細菌，使得人類的壽命平均提高了10歲。
當動物學家在1950年代偶然發現它還有促進動物生長預防疾病的功能，更是給全球的畜牧業帶來了一場革命。
多項研究證實，在飼料中添加抗生素后，動物的生長速度和飼料利用率提高了5%到10%。60年來，沒有人知道抗生素為什么能加快動物的生長，科 學家推測，抗生素能幫助動物預防低級別的疾病，改善它們的營養吸收系統，從而促進生長。紐約大學的微生物學家布雷瑟認為，這些藥物促使細菌更瘋狂地吸收熱 量，并導致機體迅速增重。
1950年，FDA首次批準抗生素用作飼料添加劑后，抗生素作為促生長劑廣泛應用，大幅度降低了動物養殖的生產成本，發病率和死亡率。
此后，健康的動物也被喂食抗生素，以提高生長速度和防止集約化的養殖方式帶來的疾病。集約化的養殖方式使得養殖業的生產效率大大提高，但過于擁擠和不衛生的環境，但也增加了動物傳染病的危險。
抗生素使養殖場能夠限制牲畜的飼養空間和活動，同時保持動物處于最佳健康狀態。如果沒有抗生素，集約化畜牧系統可能不會成為利潤豐厚的生產模式。
從此，現代養殖體系逐漸陷入了依賴和濫用抗生素的困境——原本用于治療疾病的藥物變成了一種生產工具。畜牧業一度消耗了全球一半的抗生素用量。
雖然抗生素的應用促進了畜牧業的發展，讓更多人以低廉的價格購買更多的肉制品，但卻帶來了一個全球性的健康危機——耐藥細菌的流行帶來的死亡威脅。
根據中華預防醫學會醫院感染控制學會主任委員胡必杰的說法，中國每年因細菌耐藥導致的死亡人數大約有50萬人。
而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數據顯示，美國每年有超過200萬人因感染耐藥細菌而患病，其中23000人死于耐藥細菌的感染。
耐藥細菌并不是生來就如此強大，實際上，它是人類一手造成的，正是人類對抗生素的濫用造就了細菌的耐藥能力。
實際上，從抗生素投入使用的第一天，它對抗細菌的威力就在減弱。生物要延續它的種族，就需要產生抵抗外來侵害的能力，對細菌而言，就是對抗生素耐藥的能力。
科學家的目標是，在盡可能保持現有抗生素有效性的同時，研發出新的藥物代替那些逐漸失效的抗生素。
不幸的是，細菌的耐藥能力越來越強，研發一種新的抗生素需要十年，而讓這種新的抗生素失效，只需要兩年。
抗生素在醫療和畜牧業兩個領域的濫用，加劇了耐藥細菌的蔓延，“人類在醫療領域的使用對此有貢獻，但養殖業同樣難辭其咎。”
在美國，與用于動物身上的抗生素相比，用于治療類疾病使用的抗生素數量少得多了。2011年，有超過13600噸的抗生素被用于動物養殖，而用于治療人類疾病的抗生素數量是3600噸。
三、中國也是抗生素大國
2006年，中國每年生產抗生素為21萬噸，出口3萬噸，其中有9.7萬噸——年產量的 46.1%——用于畜牧業。7年之后，業內人士估計，中國抗生素的年產已經超過40萬噸。
長期在動物飼料中添加低劑量的抗生素——這主要是為了刺激動物生長，而不是治療動物疾病，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類似于在動物身上進行培養耐藥細菌的大型實驗。
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的科學家發現，土壤和農田地下水中的細菌從來自豬的腸道菌那里獲得了耐受四環素的耐藥基因。
作為促生長劑加入飼料的抗生素的劑量不足以殺死細菌，相反，細菌對抗抗生素的能力會得到鍛煉，養殖場和食用動物被培養成為一個蓄積耐藥基因的細菌庫。
據《南方周末》報道，為了查清養豬業中耐抗生素基因的種類和存在情況，中國科學院城市環境研究所研究員朱永官在北京、浙江和福建的三家大型養豬 場對豬的糞便進行了采樣。密歇根州立大學的實驗室檢測了這些樣本，發現了149個耐藥基因，這些基因的出現頻率比對照樣本高出192到28000倍。
雖然動物體內殘留的抗生素對人體的直接毒性很小，但動物的耐藥細菌會通過空氣、污水和土壤傳遞到人，在人體內埋下一顆定時炸彈，將來一旦發生細菌感染，很可能無藥可治。
四、處方藥飼料
醫學界早就意識到養殖業抗生素的濫用導致的耐藥細菌泛濫。FDA于1970年成立特別小組，調查調查養殖業與細菌耐藥性之間的關系。
特別小組在時任FDA獸醫處處長范豪·韋林博士的帶領下，經過2年的調查，在1972年發布報告稱，抗生素飼料添加劑會導致動物腸道中耐藥細菌的增加，并傳染給人類，增加健康風險。
FDA積累了大量證據，1977年向美國國會提交了禁止在動物飼料中使用青霉素，限制使用四環素和金霉素的建議，但遭到了制藥業和農場主的聯合 抵制。制藥公司和養殖業的代表認為，這是“對自由企業的攻擊”，限制令一旦頒布，將大大增加動物養殖的成本，畜牧業將無法滿足市場對肉類的需求。
在農業和制藥業的利益主宰下，國會以“缺乏決定性數據”為由否決了FDA的提案。根據時任FDA局長唐納德·肯尼迪的說法，當時已經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限制抗生素使用的合理性，但來自農業和制藥業的激烈反抗，使他們輸掉了那場戰爭。
倒是歐洲先行一步，瑞典是最早行動的國家，1986年就全面禁止抗生素在動物飼料中的應用，丹麥隨后跟進，2000年始，丹麥的農場主只能在持 有獸醫處方時，才能購買抗生素用于治療動物疾病。最強大的禁令來自歐盟，從2006年1月1日起，歐盟所有成員國全面禁止動物使用抗生素促生長飼料添加 劑。
雖然為此付出了代價，養殖業的成本提高了8%-15%。在最初的兩年里，瑞典養豬業至少多消耗了7萬噸飼料，而豬仔腹瀉的發病率也從1%-15%提高到50%。丹麥養殖業禁用抗生素的第一年，生豬的發病率達到歷時巔峰。
但抗生素濫用的情況確實有所改觀，瑞典2004年抗生素的使用量比1986年禁令頒布前減少了65%，丹麥養殖業抗生素的消費總量從 1994 年 的206噸減少到2003年的102噸，丹麥人感染耐藥性腸球菌的數量也不斷減少。
FDA自1977年輸給制藥業和養殖業之后，在長達36年的時間里，都沒能組織起系統的反擊，只是零星出臺了一下政策規范動物抗生素的使用。
FDA在2008年試圖限制頭孢菌類抗生素在養殖業中的使用，但又一次在制藥公司和養殖業的聯合抵制下失敗。
2010年，FDA開始公布抗生素用于養殖業的數量，多數抗生素被用于動物，而不是治療人類疾病，甚至由于養殖業的阻撓，FDA也不清楚這些抗生素是被用于刺激動物生長，還是治療動物疾病。天平開始導向公共衛生的政策制定者。
當2012年，FDA再次推出2008年撤回的頭孢菌類抗生素的禁令時，阻力就小得多了。
同年4月，FDA出臺非強制性的措施，建議動物抗生素的生產商本著自愿原則，停止將抗生素出售用作飼料添加劑，以應對當前嚴峻的細菌耐藥性危機。農場主們可以在獸醫的監督下，使用抗生素預防和治療動物疾病。
五、今年12月FDA出臺的指導文件是采納了公眾和業界的意見后的更新版。
FDA要求動物抗生素的制造商改寫藥物標簽，刪除抗生素促進生長的說明，今后抗生素僅被允許用于動物疾病的預防和治療。
這就意味著，如果農場主們繼續購買抗生素用于刺激動物生長，就變成了非法行為。按照FDA的最終方案，要購買抗生素，需要在有執照的獸醫監督下進行。換句話說，抗生素變成了處方藥。
“這是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FDA副局長邁克爾·泰勒說，“無需處方沒有監管，在任意的飼料商店都能買到抗生素的情況將發生變化。”
值得注意的是，這份指導性文件僅僅是要求，而不是強制制藥公司做出改變。市面上最大的兩家動物抗生素的生產商已經表示愿意遵守FDA的新規則，但FDA沒有透露具體的公司名稱。
其余的制藥公司將會在90天內告知FDA是否會執行新的規則。泰勒對此顯得很有信心，根據此前的反饋，制藥公司會遵守新的規定。
“如果有公司不執行新規，FDA將會尋求其他的管控措施，” 邁克爾·泰勒說。
但不是所有人都樂觀，批評者擔心，新的規則有一個致命的漏洞，養殖業持續使用低劑量的抗生素混入動物的飼料中，除了刺激動物生長，還出于預防疾病的考慮，新的規則仍然允許抗生素被用于動物疾病的預防，這就意味著，養殖業可以繞開禁令，繼續給健康的動物喂食抗生素。
“即使禁止所有的抗生素用于刺激動物生長，但許多抗生素仍然能夠以類似的方式使用下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科學家基夫·納赫曼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說。
納赫曼認為，更有力的措施是禁止抗生素用于預防動物疾病，這樣做能把抗生素限制在動物疾病的治療，這個范圍要小得多。
紐約的民主黨眾議員路易絲·斯勞特，美國國會中唯一的微生物學家，多年來一直致力于推動立法限制農場中的抗生素使用，她指出，在應對養殖業抗生素濫用導致的耐藥細菌危機中，FDA的行動是“不充分的”。
“遺憾的是，這已經是FDA多年邁出的最大的一步，但在這樣一場空前的公共健康危機中，這是遠遠不夠的。”
既不需要生病，更不需要獸醫的處方，只是出于促進動物生長的考慮，農場主就可以買到抗生素，混入飼料和水中。
根據一組被廣為引用的數據，在美國，將近80%的抗生素被用于動物養殖。用于養殖業的抗生素的數量是用于人類醫療的4倍。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決心改變這種情況：2013年12月11日出臺了一份指導性的文件，限制抗生素在養殖業的濫用，尤其是禁止抗生素作為飼料添加劑刺激動物生長。
二、定時炸彈
作為20世紀最偉大的發現之一，抗生素幫助人類戰勝了曾經無堅不摧的細菌，使得人類的壽命平均提高了10歲。
當動物學家在1950年代偶然發現它還有促進動物生長預防疾病的功能，更是給全球的畜牧業帶來了一場革命。
多項研究證實，在飼料中添加抗生素后，動物的生長速度和飼料利用率提高了5%到10%。60年來，沒有人知道抗生素為什么能加快動物的生長，科 學家推測，抗生素能幫助動物預防低級別的疾病，改善它們的營養吸收系統，從而促進生長。紐約大學的微生物學家布雷瑟認為，這些藥物促使細菌更瘋狂地吸收熱 量，并導致機體迅速增重。
1950年，FDA首次批準抗生素用作飼料添加劑后，抗生素作為促生長劑廣泛應用，大幅度降低了動物養殖的生產成本，發病率和死亡率。
此后，健康的動物也被喂食抗生素，以提高生長速度和防止集約化的養殖方式帶來的疾病。集約化的養殖方式使得養殖業的生產效率大大提高，但過于擁擠和不衛生的環境，但也增加了動物傳染病的危險。
抗生素使養殖場能夠限制牲畜的飼養空間和活動，同時保持動物處于最佳健康狀態。如果沒有抗生素，集約化畜牧系統可能不會成為利潤豐厚的生產模式。
從此，現代養殖體系逐漸陷入了依賴和濫用抗生素的困境——原本用于治療疾病的藥物變成了一種生產工具。畜牧業一度消耗了全球一半的抗生素用量。
雖然抗生素的應用促進了畜牧業的發展，讓更多人以低廉的價格購買更多的肉制品，但卻帶來了一個全球性的健康危機——耐藥細菌的流行帶來的死亡威脅。
根據中華預防醫學會醫院感染控制學會主任委員胡必杰的說法，中國每年因細菌耐藥導致的死亡人數大約有50萬人。
而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數據顯示，美國每年有超過200萬人因感染耐藥細菌而患病，其中23000人死于耐藥細菌的感染。
耐藥細菌并不是生來就如此強大，實際上，它是人類一手造成的，正是人類對抗生素的濫用造就了細菌的耐藥能力。
實際上，從抗生素投入使用的第一天，它對抗細菌的威力就在減弱。生物要延續它的種族，就需要產生抵抗外來侵害的能力，對細菌而言，就是對抗生素耐藥的能力。
科學家的目標是，在盡可能保持現有抗生素有效性的同時，研發出新的藥物代替那些逐漸失效的抗生素。
不幸的是，細菌的耐藥能力越來越強，研發一種新的抗生素需要十年，而讓這種新的抗生素失效，只需要兩年。
抗生素在醫療和畜牧業兩個領域的濫用，加劇了耐藥細菌的蔓延，“人類在醫療領域的使用對此有貢獻，但養殖業同樣難辭其咎。”
在美國，與用于動物身上的抗生素相比，用于治療類疾病使用的抗生素數量少得多了。2011年，有超過13600噸的抗生素被用于動物養殖，而用于治療人類疾病的抗生素數量是3600噸。
三、中國也是抗生素大國
2006年，中國每年生產抗生素為21萬噸，出口3萬噸，其中有9.7萬噸——年產量的 46.1%——用于畜牧業。7年之后，業內人士估計，中國抗生素的年產已經超過40萬噸。
長期在動物飼料中添加低劑量的抗生素——這主要是為了刺激動物生長，而不是治療動物疾病，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類似于在動物身上進行培養耐藥細菌的大型實驗。
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的科學家發現，土壤和農田地下水中的細菌從來自豬的腸道菌那里獲得了耐受四環素的耐藥基因。
作為促生長劑加入飼料的抗生素的劑量不足以殺死細菌，相反，細菌對抗抗生素的能力會得到鍛煉，養殖場和食用動物被培養成為一個蓄積耐藥基因的細菌庫。
據《南方周末》報道，為了查清養豬業中耐抗生素基因的種類和存在情況，中國科學院城市環境研究所研究員朱永官在北京、浙江和福建的三家大型養豬 場對豬的糞便進行了采樣。密歇根州立大學的實驗室檢測了這些樣本，發現了149個耐藥基因，這些基因的出現頻率比對照樣本高出192到28000倍。
雖然動物體內殘留的抗生素對人體的直接毒性很小，但動物的耐藥細菌會通過空氣、污水和土壤傳遞到人，在人體內埋下一顆定時炸彈，將來一旦發生細菌感染，很可能無藥可治。
四、處方藥飼料
醫學界早就意識到養殖業抗生素的濫用導致的耐藥細菌泛濫。FDA于1970年成立特別小組，調查調查養殖業與細菌耐藥性之間的關系。
特別小組在時任FDA獸醫處處長范豪·韋林博士的帶領下，經過2年的調查，在1972年發布報告稱，抗生素飼料添加劑會導致動物腸道中耐藥細菌的增加，并傳染給人類，增加健康風險。
FDA積累了大量證據，1977年向美國國會提交了禁止在動物飼料中使用青霉素，限制使用四環素和金霉素的建議，但遭到了制藥業和農場主的聯合 抵制。制藥公司和養殖業的代表認為，這是“對自由企業的攻擊”，限制令一旦頒布，將大大增加動物養殖的成本，畜牧業將無法滿足市場對肉類的需求。
在農業和制藥業的利益主宰下，國會以“缺乏決定性數據”為由否決了FDA的提案。根據時任FDA局長唐納德·肯尼迪的說法，當時已經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限制抗生素使用的合理性，但來自農業和制藥業的激烈反抗，使他們輸掉了那場戰爭。
倒是歐洲先行一步，瑞典是最早行動的國家，1986年就全面禁止抗生素在動物飼料中的應用，丹麥隨后跟進，2000年始，丹麥的農場主只能在持 有獸醫處方時，才能購買抗生素用于治療動物疾病。最強大的禁令來自歐盟，從2006年1月1日起，歐盟所有成員國全面禁止動物使用抗生素促生長飼料添加 劑。
雖然為此付出了代價，養殖業的成本提高了8%-15%。在最初的兩年里，瑞典養豬業至少多消耗了7萬噸飼料，而豬仔腹瀉的發病率也從1%-15%提高到50%。丹麥養殖業禁用抗生素的第一年，生豬的發病率達到歷時巔峰。
但抗生素濫用的情況確實有所改觀，瑞典2004年抗生素的使用量比1986年禁令頒布前減少了65%，丹麥養殖業抗生素的消費總量從 1994 年 的206噸減少到2003年的102噸，丹麥人感染耐藥性腸球菌的數量也不斷減少。
FDA自1977年輸給制藥業和養殖業之后，在長達36年的時間里，都沒能組織起系統的反擊，只是零星出臺了一下政策規范動物抗生素的使用。
FDA在2008年試圖限制頭孢菌類抗生素在養殖業中的使用，但又一次在制藥公司和養殖業的聯合抵制下失敗。
2010年，FDA開始公布抗生素用于養殖業的數量，多數抗生素被用于動物，而不是治療人類疾病，甚至由于養殖業的阻撓，FDA也不清楚這些抗生素是被用于刺激動物生長，還是治療動物疾病。天平開始導向公共衛生的政策制定者。
當2012年，FDA再次推出2008年撤回的頭孢菌類抗生素的禁令時，阻力就小得多了。
同年4月，FDA出臺非強制性的措施，建議動物抗生素的生產商本著自愿原則，停止將抗生素出售用作飼料添加劑，以應對當前嚴峻的細菌耐藥性危機。農場主們可以在獸醫的監督下，使用抗生素預防和治療動物疾病。
五、今年12月FDA出臺的指導文件是采納了公眾和業界的意見后的更新版。
FDA要求動物抗生素的制造商改寫藥物標簽，刪除抗生素促進生長的說明，今后抗生素僅被允許用于動物疾病的預防和治療。
這就意味著，如果農場主們繼續購買抗生素用于刺激動物生長，就變成了非法行為。按照FDA的最終方案，要購買抗生素，需要在有執照的獸醫監督下進行。換句話說，抗生素變成了處方藥。
“這是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FDA副局長邁克爾·泰勒說，“無需處方沒有監管，在任意的飼料商店都能買到抗生素的情況將發生變化。”
值得注意的是，這份指導性文件僅僅是要求，而不是強制制藥公司做出改變。市面上最大的兩家動物抗生素的生產商已經表示愿意遵守FDA的新規則，但FDA沒有透露具體的公司名稱。
其余的制藥公司將會在90天內告知FDA是否會執行新的規則。泰勒對此顯得很有信心，根據此前的反饋，制藥公司會遵守新的規定。
“如果有公司不執行新規，FDA將會尋求其他的管控措施，” 邁克爾·泰勒說。
但不是所有人都樂觀，批評者擔心，新的規則有一個致命的漏洞，養殖業持續使用低劑量的抗生素混入動物的飼料中，除了刺激動物生長，還出于預防疾病的考慮，新的規則仍然允許抗生素被用于動物疾病的預防，這就意味著，養殖業可以繞開禁令，繼續給健康的動物喂食抗生素。
“即使禁止所有的抗生素用于刺激動物生長，但許多抗生素仍然能夠以類似的方式使用下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科學家基夫·納赫曼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說。
納赫曼認為，更有力的措施是禁止抗生素用于預防動物疾病，這樣做能把抗生素限制在動物疾病的治療，這個范圍要小得多。
紐約的民主黨眾議員路易絲·斯勞特，美國國會中唯一的微生物學家，多年來一直致力于推動立法限制農場中的抗生素使用，她指出，在應對養殖業抗生素濫用導致的耐藥細菌危機中，FDA的行動是“不充分的”。
“遺憾的是，這已經是FDA多年邁出的最大的一步，但在這樣一場空前的公共健康危機中，這是遠遠不夠的。”
